沈维桢静默少许，开口：“父亲刚到南梧州的那段时间，家里尚且正常；但当他离开三年后，便有下人不安分了。”
阿椿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说这些。
烛火下，他神情淡淡：“先是有人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昧下公中的钱；一开始，他们只克扣下面人的分例，就连夏天用的皂粉都要抠出一半的钱去。母亲觉得是用了很久的老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知这些人愈发猖狂，贪了两年，竟连主子们要吃的燕盏都要动手脚，以次充好。”
“那一次，我打发了不少人出去，”沈维桢说，“手脚实在不干净的，扭送官府；小偷小摸者，打了板子重新卖出去，一个也不留。先整顿完了家中，再整顿府上的铺子田庄，一个个看下去，倒真找不到几个干净的管事。”
阿椿忍不住想，那个时候沈维桢才多大。
十岁刚出头吗？就要处理这些了。
沈维桢没讲怎么处理那些管事的，对付手段肮脏的老滑头，必须比他们更肮脏才行。
“你说我薄待下人，我着实冤屈，”沈维桢缓声，“府上对下人已算宽厚，给予他们的月例都比旁处高些。若只是打碎东西、亦或者一时睡过了头，大多都是从轻发落，不会严惩。毕竟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不必强抓着不放。我并非酷吏，只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实在不能太过纵容，助长了他们的野心。”
阿椿后知后觉：“……你现在是向我解释吗？”
“算是吧，”沈维桢说，“你心肠软，这样很好，但治家如治小国，一味的慈软和凶悍都非明君之举。”
阿椿小心提醒：“等一下，这种话说出去是不是要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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