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又指出，过低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在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无法合理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在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共和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近年来，共和国的工资总额占GDP地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共和国财政收入增长31％左右，是GDP增长幅度的近三倍，共和国政府一年花的钱约等于三十七亿个城镇居民或十二亿三千万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而美国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地四分之一。
如此种种，造成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共和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地缓解，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一旦经济下滑，各种矛盾可能就会更加尖锐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简单来说，作者认为共和国经济增长中，广大民众并没有从中得益，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正常的，同时抨击了共和国政体的一些弊端，例如说国内城市居民的总体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所取得，这些非工资收入经营、技术所得外，还有灰色的腐败。
又说了由于对政府财政预算过程的监督形同虚设，使得各级政府多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兴建政府机构所用的楼堂馆所，并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大量投资，这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
唐逸看得皱起了眉头，其实这篇文章里很多东西高层又怎么会不知道？
但社会主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真是如同前人所说，在摸着石头过河，出现各种问题是难免的，出问题就要纠正，而这种纠正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奏效的。
于亮笑着问：“唐书记，你看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唐逸摇摇头，“书生意气，除了抨击，没有半点实质性建议。”
于亮本以为这篇文章会被唐书记赞好呢！
这些日子以来，他也大致了解了唐逸的性格，唐逸并不讳言一些政策的缺失，不像一些干部对中央国策奉若神明，这也得益于唐逸身后的集团本身就是制定国策的参与者，唐逸从来不认为中央就不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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